俄罗斯的“杜甫”——丘特切夫——海诗路——中国东盟之旅风情诗歌数字化分享平台

谈及俄罗斯的诗歌，中国读者不由自主地首先会想到普希金。诚然，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绝对不可绕过的人物，堪称俄罗斯的一张诗歌名片，其磅礴的才情，传奇的一生，以及在各文体中勤奋的劳作，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可以说，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诗仙”李白，他的创作所运用的语言，声音和节奏，犹如天籁，几乎是不可模仿的。但是，普希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与这颗太阳一起闪烁的还有另外一些令人炫目的星辰，其中光亮度与之最为相近的当属丘特切夫。在我看来，丘特切夫或许称得上是俄罗斯的“杜甫”，并且，正如中国“诗圣”在时间序列里的沉浮，丘特切夫的声誉也是在身后愈益隆厚，终至被二十世纪初白银时代和其后的诗歌书写者视为重要的源头性诗人之一。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丘特切夫于1803年11月23日（俄历12月5日）出生在奥尔洛夫省勃良斯基县奥甫斯图格庄园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丘特切夫的早期教育是在自己的家中接受的，家庭教师拉伊奇是一名出色的诗人、翻译家，十分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十岁左右便开始了最初的诗歌练习。1821年，丘特切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旋即进入外交部工作，随后被派驻到慕尼黑、都灵等地任外交官。1828年，他与德国诗人海涅、哲学家谢林相识，曾将前者的作品翻译成俄语，并写过数首仿作，而后者，则对这位俄罗斯外交官的机智与幽默极为欣赏，认为他“是一个卓越的、最有教养的人”，与之来往“永远给人以欣慰”。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德国友人当时并不知道丘特切夫实际是一位出色的俄语诗人。这种交往是愉快而有益的，海涅诗歌中的优美和缠绵与谢林哲学中的浪漫气质和泛神主义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诗人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

1836年，经由茹科夫斯基和维雅泽姆斯基的推荐，普希金在自己主编的杂志《现代人》以《寄自德国的诗章》为名刊登了丘特切夫的二十四首（另一说为十六首）诗歌，这是丘特切夫的诗歌第一次在祖国得以发表。这组诗歌让他的同胞认识了一位新的天才。此后，他的作品不断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1844年，丘特切夫回到俄罗斯。次年，他重新进入外交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曾担任书报审查的工作。四十年代是丘特切夫诗歌创作上的沉寂期，但与他在文坛上一度“隐身”成为对照，他的诗歌在五十年代初引起了包括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等著名诗人和作家的关注，他们纷纷撰文高度评价，前者为丘特切夫被归入“二流诗人”而鸣不平，认为所谓的“二流”只是在名声上，而他实际拥有“第一流的诗才”；后者不仅称其“创造的语言是不朽的”，而且肯定了他的思想，认为它们“对于读者从来不是赤裸的、抽象的，而总是和来自心灵或自然界的形象相融合，不但深深浸透着形象，而且也不可分地、连续地贯穿在形象之中”。上述评价无疑扩大了丘特切夫的影响力，甚至引起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叙事文学大师的关注。据说，托尔斯泰可以背诵诗人的不少诗句，曾对自己的友人声称：“没有丘特切夫就不能生活。”

显然，丘特切夫的诗歌有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魅力。他创作的几个关键词是人、爱情、自然、生与死、信仰等，都是一些永恒的主题。然而，诗人善于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予以处理，让平常的景物或经验获得不平常的体现，在一粒沙中洞开一个世界，在一朵花瓣里嗅到春天的气息，由此揭开表象的遮蔽层，让生命的真义以朴素、本然的面貌呈现出来。

在丘特切夫为数众多的爱情诗中，有一组名为“杰尼西耶娃组诗”的作品最为真挚动人，它们也是丘特切夫整个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1850年7月，诗人结识了女儿的同学，年仅二十四岁的叶莲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杰尼西耶娃。相识不久，两个忘年的男女就陷入了热恋，并且保持了长达十四年的密切关系。这段感情激发了丘特切夫喷泉式的灵感，令他写下了总共二十二首诗歌，堪称一部抒情心理小说，诗人将它称之为“最后的爱情”，他在诗中如是吟唱：

当时，丘特切夫已年近五旬，亦即走到了“人生的下坡路”上。与少年人的鲁莽、轻率，甚至粗暴不同的是，诗人已是饱历沧桑，对人生有了百味的品尝，却依然被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所左右，以至冲破了理性的规训，勇敢地去领受一份非常的情感。这就注定了可能是一份被痛苦、忧愁百般缠绕的幸福。诗中的“温柔”自是常人可以理解的状态，但“迷信”一词的出现，说出了作者特殊的认识，对爱情如宗教式的膜拜，诗中“黄昏的晚霞”作为“告别的光辉”，实际也意指的是“最后的爱情”。这份情感蕴含着恐惧、不安，对时光易逝的感慨，可能还有青春的记忆。诗末的“绝望”一词将这首诗推向了高潮，意味着那是可以与死亡相提并论的爱情。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即便在爱情诗中，丘特切夫依然体现着对人生的洞察和哲理性思考，因而使这部分作品让读者体验到人类可能达到的情感强度以外，更有对生命和宇宙的感悟。这种特征在他那些咏叹自然和时间的作品中则有更显著的呈现，诗人也享有了“抒情的哲学家”之美誉。对此，批评家阿克萨科夫有这样一个评价：“活着——就意味着思索。”丘特切夫认为，真正的不朽只存在于自然之中，他善于将人生观和宇宙观寄寓于风景的素描中，而从情感的抒发中追问生命的意义，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遇见人格化的自然和自然物的人性。这让他的作品不仅愉悦了读者的听觉与视觉，而且还刺激了他们的大脑。且看他笔下的春天：

诗歌从树叶泛出绿色开始，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挺立的白桦树那里，然后展示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和出色的想象，描摹初春的树叶独特的形态，它“近乎透明”，“犹如轻烟”，春意随之便跃然纸上。接着笔锋一转，回到了冬天的梦，反衬了春天的明媚与鲜活。最后，诗人告诉我们，“在漫山遍野的绿丛中，你找不到一片枯死的叶子”，再一次强调了春天所蕴含的蓬勃生机。这种对风景的敏感使得诗人拥有了自然代言人最恰切的身份，如《夏日黄昏》一诗无论在意象的营造和节奏的安排上，都显示了极具匠心的艺术功力，全诗贯穿了一种泛神主义的气息：

“太阳”、“大地”、“海洋”和“星星”仿佛都秉有了一种特殊的感知和运转能力，景物也仿佛被安装了神经系统，与人类有着相似的感应和语言。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读者的眼底闪过“一阵甜蜜的战栗，如水流，涌动于大自然的脉管”这样的句子，断不会感到有什么突兀，更是为其中的“陌生化”审美传达而滋生阅读的快感。

1873年1月，丘特切夫患了脑溢血，此后就一直卧病在床。7月15日，丘特切夫在皇村溘然长逝，三天后，被安葬于彼得堡新圣女修道院旁边的公墓。普希金的逝世，曾被称之为“俄罗斯的太阳陨落了”，同样，丘特切夫的离世也被看作北斗昴星团在夜空中的消隐。不过，他们的光芒都不曾真正消失，其诗歌之火星依然可以“燎原”，并随着时间的流动愈加灿烂。

最后，值得重申的是，如同杜甫的“转益多师”乃至“集大成”和“开诗世界”，丘特切夫不仅是一个璀璨的存在，更是后人可以学习的一位精于词语组合的语言巨匠，他对诗歌艺术的钻研与奉献，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对生命的体悟，关于世事的洞察，与自然的亲近，还有溢于言辞的忧患意识、宇宙意识和生态意识，愈来愈被读者所认可，并愈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与李白那种抒情、铺张、跃动的特征相比，杜甫在总体上是严谨、节制、内敛和沉思的。类似的风格特征似乎也同样在普希金与丘特切夫身上分别予以显现。两位诗人堪称俄罗斯诗歌史上的双璧，各自延展了不同的方向，催生了俄罗斯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与普希金相比，丘特切夫在表现社会与生活的广度和开阔性上或许稍逊一筹，但在揭示人性的纵深与丰富性上，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丘特切夫是一名比普希金更为复杂、更为神秘，也更为深刻的诗人。